“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”一语，出自毛泽东1940年初秋与马列学院的邓力群等人的谈话。其中，“延安作风”是指中国共产党的作风，“西安作风”是指国民党的作风。这句话实际反映的是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爆发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，是对党的作风建设的警示、期许和确定的目标。
全国抗战时期，国民党固有的“西安作风”并未节制和收敛，而是愈益泛滥
国民党在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、背叛革命后，政治上蜕化，“党员官僚化”，作风日益腐化。1927年12月，地处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的江苏省党部，在对所辖党部的调查中称：“各县党部往往花天酒地堕落党员人格，呼卢喝雉违反革命纪律，吞云吐雾变成黑籍幽魂。”蒋介石也认为，国民党党政官员存在“迟缓”“推诿”“虚伪”“浮嚣”“阳奉阴违”等问题，“旧党员皆腐败无能，新党员多恶劣浮嚣”，“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”。全国抗战爆发后，国民党这些固有的颓败风气并未因抗日的战争环境而节制和收敛，而是愈益泛滥。
1940年回国考察的爱国华侨陈嘉庚，也深为国民党官场的腐朽景象所震惊：许多官员“身居要职，但都假公行私，贪污舞弊，生活奢华”；“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，少者数十人，月费各以万计，不知所干何事”；吃喝盛行、花天酒地，“酒楼菜馆林立，一席百余元，交际应酬，互相征逐”。
在严峻、复杂的环境和挑战中，中国共产党培育了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“延安作风”
为了保持和发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作风，毛泽东特别提出：“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：延安作风。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。”为此，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。
一是号召全党保持、发扬和强化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。中共把“发扬艰苦作风，厉行廉洁政治，肃清贪污腐化”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目标，毛泽东向全党提出：共产党员“应该成为坚决勇敢、刻苦耐劳、急公好义、礼义廉耻的模范”，“应该是十分廉洁、不用私人、多做工作、少取报酬的模范”，“自私自利，消极怠工，贪污腐化，风头主义等等，是最可鄙的，而大公无私，积极努力，克己奉公，埋头苦干的精神，才是可尊敬的”。
二是抵御和防止国民党及其封建主义风气的侵蚀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，毛泽东就告诫说：“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，故应作为一个问题，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。”他向全党高瞻远瞩地指出：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，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，为此必须和各种“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”。为了完成这个任务，中共严明党纪政纪，严肃惩处腐化分子，“黄克功事件”、“肖玉璧事件”就是典型的例证。
三是克服和消弭党自身存在的不正之风。为此，中共在全党发起大规模的延安整风运动，以反对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、党八股，其要害是“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，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”。
“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”：国共两党迥然不同的作风，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迥然不同
国共两党迥然不同的作风，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自然迥然不同。
在党的凝聚力、决策力和执行力方面：“延安作风”助益中共提出、制定并不断发展与完善党的路线、方针政策和策略，使之得到坚决的贯彻和实施，推动革命事业和党的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；而国民党则内部纷争不断，派系林立，争权夺利，党同伐异，军政机能十分低下，自蚀其力现象严重，不但决策难以与时代、人民合拍，并且其计划、决策普遍难以达成，“势”与“力”呈现不断消退的态势。
在社会影响力方面：中共亲民、廉洁、为国为民，充满活力，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景仰，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；而国民党恶劣的作风使其在国内外的形象，不仅与共产党大相径庭，而且与早期相比也是一落千丈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、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都认为，中共将成为“中国的希望”，并预见“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”。
以上两个方面因素交相作用，结果形成国共两党的逆向发展：中共作风优良，朝气蓬勃，受到群众支持，为国内外瞩目，形成良性发展，结果是战胜了国民党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；国民党则在严重的腐化中分崩离析，与广大人民群众离心离德，最后在恶性循环的漩涡中沉沦。毛泽东预见和期望的“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”，最终成为了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