骑坏7辆摩托车，用烂12个行医包，行程40多万公里、足以绕地球10圈……与许多年轻人不同，1980年出生的贺星龙从卫校毕业后选择回乡当村医，守着黄土，守护乡亲，一守就是18年。
初心
大宁是山西出了名的贫困县，乐堂是大宁出了名的贫困村。贺星龙回来前，村里没出过一个专业医生。
“小病拖成大病，大病夺去性命”。贺星龙12岁时，最疼他的爷爷去世了，那时爷爷才50岁出头，一场重感冒引发了肾衰竭。
“如果及时治疗，爷爷肯定能活下来。”从那时起，贺星龙就萌生了当医生的念头。
1996年，贺星龙考上了卫校，但三千多元的学费让全家犯了愁，母亲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才找出302元钱。就在贺星龙以为求学梦要破灭时，善良的村民们伸出了援手，你家三十，我家五十，把他送进了学校。
三年后，成绩优异的贺星龙主动放弃留城机会，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医生。
守护
每年腊月，贺星龙都是村里最忙的人。村民们讲究“正月不看病”，“老病号”要赶在年前把病看了，把药备上。
对贺星龙来说，除夕夜出诊不只一次。因为那句“24小时上门服务”的承诺，他没有拒绝过一次出诊，风里雨里，随叫随到。
山大沟深，村落分散，明明看见了羊群和炊烟，找到窑洞却要翻山越梁。每次出诊，贺星龙都要往摩托车上绑上“三件套”：自制的医药包、蓝色药箱和一根长扁担。在摩托车无法通行的地方，那条扁担是用来挑药箱和医药包的。
最多时一天要出诊30次！长年劳累和生活不规律，让他落下了一身病，摔伤擦伤更是家常便饭。有一次摔得差点儿没命，一位大婶扶着浑身是血的贺星龙，心痛得直掉泪：“你这个娃，究竟有多急的病人呀，连自己命都不要啦？”
每到过年，在外务工的人总喜欢到星龙家里坐坐。“平时我们顾不上，老人孩子你就替咱多招呼着。”一句“替咱多招呼着”，贺星龙把它看作信任，当成责任。
“老人们眼神不好，也记不住，我就给他们把手机设定好，按一个键就能拨通我。”说话间，贺星龙有些“小得意”。
扎根
其实，贺星龙很缺钱，每年的行医收入不过万元。为了补贴家用，他家养了两头驴，四亩旱地上种点玉米和向日葵。妻子靠在县城打工的收入，勉强维持两个孩子上学的开销。
但这些年他免去的出诊费、医药费和不好意思要的账，加起来少说也有三四十万元。有人劝他，好歹收点汽油钱啊，有钱不挣，不是傻子吗？
“当年要不是乡邻们帮衬，哪有我的今天？”贺星龙说，要想挣大钱，当初就不会回来。
他开药都选最便宜实用的，有的药只要三两元。一来二去，上门送药的都不愿到村里来。“太贵的药老百姓哪用得起啊！”贺星龙赶紧陪着“说好话”。
贺星龙已经好几年没添新衣服了，开摩托车店的同学送他几身工服，他就倒换着穿，破了就补一下，衣服上满是粗粗的针脚。妻子陈翠萍狠狠心花了200元钱给他买了件新棉衣。
“没想到，他一出门就送给了上村的残疾五保户。”当时陈翠萍有些生气，但很快就想开了，丈夫就是这样的人，心软着呢。
村里13户无儿无女的五保户，是贺星龙主动照顾的对象，免费治病不说，还时常捎一袋面，带几个馍。过年时，还会请他们来家里吃顿团圆饭，添件新衣裳。
村里留守老人多，大事小情都喜欢找贺星龙。平时，他作为村里的年轻党员，带着大伙引水、修路、栽果树，村里的事儿样样离不开他。
“逆行”
2003年，贺星龙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。多年不见的同学，有开诊所的，也有在大医院上班的，生活体面。而他就像个“外星人”，衣着简单，面容沧桑。
有同学数落他死心眼：“当年让你到城里发展，你非要回山窝窝当医生，自己受苦不说，你对得起老婆孩子吗？”
贺星龙百感交集，无言以对，躲进卫生间哭了。聚会还没结束，他就悄悄离开了。
妻子心疼丈夫，自然明白他的心思。“当初嫁给他就看他人老实，对病人都能这么好，肯定会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”
“可还是有两次吵得差点闹离婚。”陈翠萍说。
2008年，丈夫瞒着她借钱在黄河边上买了两孔窑洞，想作第二诊所。陈翠萍知道后火冒三丈：现在年轻人都到城里买房子，哪有回村买窑洞的呀？
2009年，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。陈翠萍费了好大劲在城里谈妥了一间门面房，准备“逼”丈夫进城开诊所，同时方便照顾孩子。可贺星龙知道后坚决不同意，夫妻俩为此吵翻了天。
后来，不知是谁把这件事传开了。乡亲们着急了，贺星龙一天就接到了十几个挽留电话。索堤村70岁的郝芳花甚至走了6里山路来找他。老人哭着抓住贺星龙的手：“娃呀，你可不能走啊，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，谁来管咱呢？”
一旁的陈翠萍见了，抹起了眼泪。她又何尝不理解丈夫呢？村里老人多，离了谁都行，可真离不了星龙这个医生。在打工照顾孩子的同时，陈翠萍一有空就回村帮丈夫一把。
“我问自己，人活着到底图个啥？这里穷人多，需要帮助的人更多，我走了谁来管他们呢？咱是一名党员，大家都看着哩！”贺星龙说，“在老百姓跟前，咱算是有用的人；出去呢，普通人一个！”
回首当年从城市到乡村的“逆行”，贺星龙说不后悔：“钱是没挣下，但咱活下了4000多乡亲，值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