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风大别山之程坦的故事
程坦，1907年出生于新县箭厂河乡黄谷畈村，1925年参加鄂豫边农民运动，1927年参加“黄麻起义”，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建国后，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、省委副书记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等职。
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》
大家耳熟能详、久唱不衰的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》就是由他改编的。1934年8月，程子华受党中央派遣，由中央苏区来到鄂东北道委驻地天台山地区的新县卡房。程子华同郑位三以及程坦、刘华清等人住在一起时，向他们“传达中央指示，传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就这样，程坦萌发出编写关于红军纪律的新歌词的念头。编写什么形式的歌词，采用什么样的曲调呢?他首先想到了流行于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歌曲《红军纪律歌》和《土地革命歌》。当时，程坦出于政治部秘书长的政治责任感，将程子华传达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内容，仿照《土地革命歌》的歌词写法，编成通俗而又押韵的9字节歌词，填入《土地革命歌》的曲调，之后拿到鄂东北道委独立团进行教唱……最初的《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》就这样诞生了!
程坦在创作《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》时，付出了大量心血，但他从不为自己邀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》最初注明的词作者是毛泽东，曲作者是李劫夫。
1959年，程坦在家请客吃饭，大多数客人是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和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战友。客人们饭饱之后便唱起了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》。这时，有一位客人提到：应该把程坦当年改编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》这件事说一说，写一写。程坦用浓重的河南新县口音阻止道：千万搞不得!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黄镇将赴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，程坦在家设宴为他饯行，吃饭作陪的全都是他红十五军团的战友。黄镇说，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》有程坦的功劳，应该公布于众。程坦还是那句话：不行不行!千万搞不得!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唐天际提出一个议案，说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》是程坦改编的，建议为此正名。这个消息一传开，一时间不断地有人到医院采访病重的程坦。胡耀邦到医院看望程坦，开玩笑地说：“老程，看来你也活不长了，有什么事情要我办，快说吧!”程坦说：“还真是有事麻烦你，一是我不想进八宝山，想叶落归根，埋到老家的程家坟山上去;二是希望搞清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》的编作过程，以组织的名义确定我在编作这首歌中的作用，以免别人误解。本来想永远不提这首歌的事，但现在要采访我的人越来越多，逼得我不得不要求澄清历史事实，我不希望别人背后议论我是个骗子。”直到1981年《解放军歌曲》杂志第3期发表了该刊采写的《<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>的产生》一文，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报道了这首歌的编作过程，明确指出该歌的歌词编作者是程坦。
告诫子女不占公家的便宜
在战争年代，程坦坚决贯彻执行党和红军的“不拿一针一线”的规定;和平年代，程坦大公无私，清正廉洁，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。
程坦的公务用车是一辆西德出产的奔驰。他严禁子女乘坐这辆奔驰车。他说，车是公家为他的工作配发的，是公用财产，只有他有权因公使用，别的任何人包括他的子女都不得动用。他的儿子在中共中央直属育英小学上学，一直是乘坐公共汽车往返学校，一个来回至少要3个小时。
1958年，程坦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任副部长。当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要撤销，合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时，不少物资要处理，包括部机关乐队的乐器。此时，程坦的儿子程沐雨在上初中，喜欢吹拉弹唱，乐队负责人送给他一部手风琴。程坦得知此事后，异常震怒，严厉地对儿子说：“公家的便宜一分都不能占!你马上把手风琴还回去!”程沐雨只好将手风琴还了回去。事后，程坦还严厉地批评了那位乐队负责人。
不为家人搞“特殊化”
程坦的二哥程宗禄，早年参加红四方面军。1932年，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到川陕，后被国民党军俘虏，和难友一起集体暴动，逃入深山老林躲藏，在绵阳一带四处流浪，给别人打短工度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程宗禄以卖菜为生，生活相当清苦，程坦每月都给他寄去生活费。程宗禄后被定为流散老红军，按国家规定，应当享受生活补贴。程坦调北京工作后，曾是分管全国优抚工作的一把手，也有条件解决程宗禄的优抚待遇。但程坦说，国家现在还相当困难，我二哥的生活费，还是我自己来负担吧。直到去世前，程坦每月都要给程宗禄寄去生活费。
程坦在追求革命理想与信念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下脚步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光荣传统不能丢，丢了就丢了魂;红色基因不能变，变了就变了质。”牢记历史才能不忘初心，善于传承才能继续前进。让我们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品质，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。